蔺燕春，男，我校中文系（现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71级校友，寿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韩清香，女，我校中文系（现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71级校友，寿光市妇联原副主席。
2007年1月20日，我们接到了母校的函件，要求我们写一篇3000字左右的文章。随着年龄的增长，好长时间已经没有写东西了，真有点打怵。到了2月13（腊月二十六）日，我们同班的老同学禹长海又来了电话，“你们两人每人一篇，至少写一篇”。禹兄留校后，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任昌潍师专的党委副书记。我们忽然想到，尽管我们都是50多岁的人了，但永远是母校的学生。母校交给学生的任务，就应该象当年念书时完成作业那样来对待。我们商量了一番，就从“同学加夫妻”这个角度回忆一下离开母校的岁月，向母校汇报。
“东方”入洞房
我们两人都是母校中文系二班的学生。1971年5月入学，1973年8月毕业。那时，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执行的是严格的指令性计划，至今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在全校毕业生分配动员大会上，数学系一位校友的表态发言，“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按”。结果，女方韩清香（以下简称女方）被“按”在了潍县（今寒亭区）工会，男方蔺燕春（以下简称男方）被“按”在了寿光八中。
寿光八中是当时寿光县的一处全日制高中。类似的学校全县有12处。其他11处学校的校址均设在公社（现在改为乡镇）驻地，唯独寿光八中是设在远离公社驻地的东方村。相传，西汉时期著名的诙谐方士东方朔，当年在东部沿海一带活动，预测将在东面方向仙逝。他想，东边就是大海，我不到海上去，往西走。结果到了今寿光的纪台镇所辖的东方村，感到身体不适，一问此地叫东方，他明白了，这就是他的归宿。东方村也由此闻名于天下。除此之外，东方村的自然地理环境也令人陶醉，那是一个春满花、秋满实的多品种水果产区，也是现在的弥河风景区的重要地段，号称“上有天堂，下有东方”。当时教育系统的一个张姓老师，曾把寿光12处高中的驻地一一列出，说最好到“台头”、“东方”、“前杨”，而不能到“南河”、“道口”工作。其原因不言而喻。其中“东方”与“洞房”谐音。
1975年元旦那天，我们一块儿到当时的纪台公社机关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负责此事的是一位李姓的老同志。他看了我们两人的证明材料，说，女方年龄行了，因为已经超过了23岁；男方不行，还差三个多月，因为男方的法定年龄是25周岁。男方急忙解释，今天光登记，到“五·一”才结婚，那时就超过25周岁了。当时正在场的齐家村支书老齐也好言说合，“两人加起来快50岁了，超过48岁了”。当写完第一张结婚证时，不巧，结婚证书又没有了。老李又到仓库里找出了一大本，写好了第二张。
转眼到了四月初，就在我们张罗着准备结婚时，男方接到通知，到寿光文教局教学研究室帮助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们的婚礼，在当时大面上本来就非常简单的情况下更加简单了。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任何事情都要强调“革命化”。我们商量，干脆，我们也不举行结婚仪式了。在单位上，就说在家里结婚或旅行结婚；在家里就说在单位上结婚。
“五·一”那天下午，我们以在单位结了婚回家看看的名义，从潍县工会（男方先期到达）一块骑自行车往寿光县城以西30华里的男方老家赶路。赶到寿光城时，天快黑了，我们到了寿光生产资料公司男方哥哥的工作单位。哥哥已经回家了，他的好朋友老杨接待了我们。老杨到伙房端来了饭菜。吃饭时不小心把稀饭碗碰倒了，我们三人几乎异口同声，“铁饭碗，打不破”，老杨又去盛了一碗。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好笑。一生中的结婚大事，连张结婚照都没留下。直到2000年元旦，我们才和银婚纪念一起，补了一张合影。当然我们还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时两个女儿已分别是24、22周岁了。
或许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张姓老师讲的有道理吧，就在我们东方入洞房不久，男方正式调入了县文教局教学研究室。又于1976年8月，调到了位于县城的当时寿光的最高学府——寿光一中，任书记兼校长。自寿光一中建校以来，26岁就任校长正职，这是史无前例的。
1978年11月，我们已经有了均在潍县生人的两个女儿。女方拉着两个孩子工作生活确实不容易。多亏组织照顾，女方从潍县工会调到了寿光妇联。
一块去“抬头”
我们的宿舍安排在寿光一中。相对来说，这一段是我们的工作、生活比较稳定而有规律的时光。但接下来，频繁的工作变动又开始了。
1982年12月，在寿光一中工作6年多的男方，调到中共寿光县委办公室任副主任，分管文字工作。1984年11月，又被省委组织部借调到省委整党办公室工作，任省委整党办公室驻枣庄市的整党联络员。为了孩子念书安全、方便，我们把两个孩子由西关学校转到了财贸子弟学校。1985年12月，县级以上机关整党结束后，男方又回到了县委办公室。不长时间，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找男方谈话，要到基层工作，任台头镇党委书记。
对此，我们二人认真地进行了商讨。当然，商讨内容不是去不去的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哪里需要哪里按”的“砖”，而是怎么去的问题。商量的结果是一块去，沉到基层，扎下根来，为老百姓服好务做些事情。结果女方调到台头镇税务所任副所长，两个女儿也转学至台头镇机关附近的北洋头学校。
说来非常凑巧，男方曾先后在两个乡镇工作。纪台东方（寿光八中）是前面所说的那种情况，而台头也有点特殊。叫“台头镇”，但镇机关却设在另一个自然村——北洋头。台头镇是老区，群众基础和前任工作基础都很好，进展也很顺利。当时潍坊电台广播了一篇通讯报道——《台头镇抬头记》。对此，曾在寿光整党调查组（寿光是全国的整党试点县，上级派驻的指导监督机构称为调查组；后来全国普遍展开整党活动时，这种机构称为整党联络组）负责的一位领导同志，专门从潍坊往台头镇打电话找到男方鼓励和祝贺。
1987年2月18日，县委组织部打电话要男方和时任副镇长、经委主任的陈永兴同志一块到县城谈话。在前往的路上，陈问男方，是“我送你，还是你送我？”男方说，“看样子是我送你，我没有听到个人的任何风声。”结果，陈永兴同志调寿光县造纸厂任厂长。至今恰恰是二十年，寿光造纸厂，即现在的晨鸣集团，已连续多年雄居全国同行业的龙头老大，陈永兴同志的功劳可想而知。现今，斯人已去。每当念此，甚为伤感。
事隔十多天的样子，大约是二月底或三月初，县委办公室的同志直接派车到台头镇把男方接回了县委办公室：公布令来了，任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女方也很快调回了县委大院，不过工作单位发生了变化，到县委统战部上班。
三年后，即1990年3月，男方改任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1993年3月，改任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女方也在同年4月又调回了县妇联任副主席。
1994年8月，寿光撤县改市，男方自然摇身一变，成了常务副市长。市委的有些同事开玩笑说，你们政府的人这次占便宜了，县长成了市长，副县长成了副市长。
“牛郎织女”再团圆
《三国演义》的开篇词“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用在我们的工作生活这样的小事中，也似乎都应验了。至今为止，我们有两次同学的经历。第一次，就是昌潍师专，毕业分配后，从1975年结婚算起，至1978年，这是三年两地生活，如果加上男方在枣庄整党的一年多，总共有“牛郎织女”的生活状态四年多。第二次，是在1994年下半年，孩子都大了，家务也轻松了一些，我们又共同报考了山东省委党校业余本科班经济管理专业。然而，这一次的同学经历又使我们两地分居近10年。
1994年底，男方调到潍坊市盐业公司（盐务局）任经理（局长）、党委书记。到1998年4月，又调到潍坊市水产局任局长、党组书记。2000年，市级机关开始酝酿机构改革。也就是从这时起，这块党和人民群众的“砖”的心态，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已经50周岁了，应该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干，自己可以做些比较轻松的工作了。因此，正式向组织部门写出了调回老家工作的申请，大意是：“我想借这次市级机关机构改革干部比较宽余之机，调回寿光人大或政协做组织上分配的工作。这是我参加工作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向组织上提出关于个人工作去向方面的请求，请组织上谅解并给予照顾。”当然请调报告中还列举了一些理由。在口头请求中，说得更直接，在安排上，做什么都行，只要回去两个人相互照料就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组织上这次没有采纳我个人的建议，仍然在机构改革后任命为局长、党组书记。不过局的名称发生了变化，“水产局”改为“海洋与渔业局”。直到2004年2月，才如愿以偿地调回寿光人大常委会任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保留正县级）。至此，我们这对五十四岁的老“牛郎织女”，在经过长达10年的两地分居后，通过组织上搭建的“鹊桥”，再一次地相聚了，从此不再分开。
感谢母校约稿，引起了我们这些美好而曲折的回忆。离开母校已经34年了，我们从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即将进入老年的新天地。几十年来，我们仅仅是做了一块“砖”，为组织上坚守不同的阵地；只是充当了服务员的角色，为不同的服务对象，做了一点事情。但组织上和人民群众却过多地给了我们一些肯定。我们都多次立功、受奖，分别被省人事厅记二、三等功。现在男方已退居二线，女方已经退休。我们的精力、体力不如过去了，但我们的经验和智慧却比过去多了，我们将以此在“新天地”里继续为人民群众谋利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