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树平，男，我校中文系（现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76级校友。现任山东省益都卫生学校校长、党委书记，教授。
我1976年推荐入母校学习，毕业后又先后考入曲阜师院、华东师大，读书求学的路在不断展延，三十年的时光也使我有了很多改变。但我依然念念不忘当年的昌潍师专。因为在这里，是我真正读书生涯的开始，那一幕幕读书求学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读书
1976年10月5日，作为最后一级经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我背着一卷行李、四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步入昌师。第二天，10月6日，共和国历史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粉碎“四人帮”。一个读书的时代到来了。
我1966年小学毕业，在动荡的“文革”中读完中学。1973年1月高中毕业后回村，担任团支部书记，管着全村600多名团员青年。由于出身书香之家，自幼受家庭熏陶，我把书看得很重。但那时能找到的书很少。记得经常翻的书是一本《共产党人》，是二哥读中学时买的，内容已经忘记，封面暗红色。那一年我18岁。
就像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我渴望外面的世界。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舞台应更加广阔。于是，我发挥自己的特长，不断给县广播站写稿，曾创下一个月被采用10篇的记录。1975年10月，崭露头角的我被调到寿光县北洛公社任通讯员。
1976年秋，一年一度推荐上大学开始了。北洛公社分到7个新生名额。其中寿光师范5人，山师物理1人，昌师中文1人。我因从事文字工作，选择了昌潍师专。上学前，公社党委副书记唐仲清送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套四本，这在当时是很贵重的礼物。这套书伴我走进昌师，后又陪我走进曲阜师院。在昌潍师专，我曾通读了其中大部分篇章。现在，此书已发暗变旧，我仍认真珍藏，这是我读书生涯的一段美好回忆。
当时，十年浩劫刚刚结束，被囚禁的思想尚未解冻，人们头脑里紧绷的还是政治那根弦。我和所有的学生一样，政治热情十分高涨，积极参加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等各项活动。校园里的好多工作似乎还没有走上正轨，没有统一规划的教材，发到手的书也少，甚至没有多少象样的学习资料。但是老师们的讲课都非常认真，尽管在课堂上似乎还有些顾虑，不能自如洒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对我来说，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理论、汉语都是全新的知识。我认真听课，经常与老师们交流，毕业多年后，还与许临星、蔡万江、王惠莉、商景元、禹长海、傅春明、刘曰诰、赵光智、郑世华等老师保持着联系。我对他们常怀感恩的心情。
当时，课余时间并无多少书读，文革的阴影还在，有些书是不能读的，读了就要犯政治错误。而鲁迅的书是被大力提倡的好书。记得刘献彪、禹长海等老师到部队去宣讲鲁迅作品，联合写过一篇体会文章，发表在《解放军报》上。题目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深的是署了一个特殊的名字：鲁师军。大约是隐含了山东、师专、部队三方面含义。这给我一定的启迪。读书就读鲁迅！于是，我从图书馆借来鲁迅的作品集，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作了几大本读书笔记，还辑成一本《鲁迅语录》，现在还被我保存着。
由于渴望读到更多的书，我开始把目光转向学校图书馆。1977年夏天，我利用假期时间主动到学校图书馆帮助整理图书。在那里，我认识了丁昌佑老师，他是四川人，平时总爱穿一件白色的老头衫，身体瘦弱，背微驼，说话节奏很快，精明干练，又待人热情。他对书籍的敬重，每取一本书的那种虔诚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丁老师成为外语系的教授，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在图书馆里，还有两位老师是熊效孟和王琪，我一直念念不忘。熊老师家是安丘，也是一个爱书的人，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说话轻言细语，常给我讲一些读书学习的道理。王琪老师负责管理杂志，经常给我提供读书的方便，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脸上总带着慈善的微笑。
当我毕业多年再回学校见到熊老师的时候，他却坐在轮椅上了。原来，他为晾晒夏收的麦子，不慎从高处跌落，从此就再没有站起来。他见到我，十分热情，一直侃侃而谈。并拿出研究《水浒传》的卡片给我看。他对学术的孜孜追求使我感动不已。此后，我们也有过几次联系，再后来，去探望他的机会也少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当时全国各地正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校园里掀起了学习毛选的新高潮。我们在课堂上开了这门课。学习之余，我写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体会文章，落款是昌潍师专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宣传组，并投稿至山东省广播电台。电台广播了全文。省电台打电话给学校，学校宣传部不知是谁写的，就用小黑板出了个通知。
电台寄给我的稿酬是一卷稿纸和一本名为《千重浪》的长篇小说。我把稿纸留下，书捐给学校图书馆。三十年过去了，那本扉页上盖有“山东省人民广播电台赠”红色菱形印章的《千重浪》应该还保存在母校图书馆吧！
抄书
文禁初开，尘封的图书馆尚未完全开放。抄书成为我的一大乐趣。
那是1977年8月，正是暑气蒸腾的暑假，我趁去学校图书馆帮忙的机会，借到1956年出版的《人民文学》杂志，一篇萧平写的小说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躲进宿舍，伏在床上，一笔一划地抄写。用了足足三个晚上的功夫，我抄完了这篇诗一样的小说《三月雪》。现在，《三月雪》及后来抄写的萧平的另一篇小说《玉姑山下的故事》一直被我珍藏着。
《三月雪》讲述了一个精心设计的故事，结构曲折自然，读之令人动情：深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周浩审阅白天中文系学生支部送来的五份入党志愿书。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跳入他的眼帘：李淑娟。记忆的闸门由此打开，他想起了那棵迎着早春飘放着浓郁香气的三月雪，那位勇敢的女共产党员刘云，还有她那可爱的女儿小娟……
1943年，反“蚕食”斗争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共产党员刘云带着自己的女儿到胶东一个名叫龙山村的地方开展工作，后来，刘云同志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她牺牲的地方就在龙山村的一棵名叫三月雪的树下。
若干年后，我依然记得这篇小说中的情景：刘云牺牲后，她的女儿小娟等待妈妈的归来，“小娟站在门口，两眼流着泪，呆呆地向西望着。西面是重叠迷蒙的远山，山上是几朵暗淡下去的红霞。”当敌人被消灭后，小娟与周浩叔叔又登上龙山， “三月雪迎着阳光盛开着，放出浓郁而清冽的香气，洁白的花瓣飘落在树下的两座坟墓上。”
无巧不成书。1978年我考入曲阜师院中文系，在一次同学间的读书交流会上，我仍动情地介绍我手抄的《三月雪》，同班同学宋丹群惊讶地说：这是我父亲写的小说！原来萧平原名宋萧平，时任烟台师专副校长，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从此，通过宋丹群，我又读到了萧平的《海滨的孩子》、《圣水宫》。温情的风格，细腻的笔触，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1978年，复出的萧平发表了他的《墓场与鲜花》，我们还专门组织过研讨会。小说富有哲理，人生际遇与经历的坎坷不平，使作者的创作风格也凝峻沉重起来。这篇小说1979年获奖。
从昌师开始，我养成抄书的习惯。我抄过的书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高尔基的《海燕》等不下十几种。后来，可以看到的书越来越多，但每遇到自己心仪的书，还是要下功夫抄写。抄书，增强了我的记忆力，磨砺了我的意志，让我在追求知识探究学问的路上始终保持着孜孜以求的不懈精神。
现在的人们，早已告别了抄书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资料，随便上网一查便会有成百上千的条目出来。对我而言，在那个无书可读年代里的经历，那种用一支钢笔伏在床上顽强抄书的历史，未必不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产。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每当有怠惰的心理产生时，我便会取出在昌师抄过的那些文稿和小说，尤其是那本《三月雪》。看到那泛黄的纸张，书脊上装订针斑驳的锈迹，精彩段落下密密麻麻的圈点，青春的记忆一定会醒来。我又仿佛回到了昌师，回到久违的从前，重温那一段如歌的行板，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心头就会涌上一股莫名的力量。
偷书
我和诸城的赵玉明，在昌师有过偷书的经历。有道是做贼心虚，但多少年来，每逢见面，我俩都津津乐道那次月光下的行动。难道真的“窃书不算偷”吗？
做了一回“贼”，是在昌师的校园里。
进昌师北门，路东红砖筒子楼，是我们男生宿舍。我住二楼207房间，楼后紧靠院墙有一排平房，是学校存放杂物的仓库。最东头一间紧挨露天厕所，里面杂乱地放着一些书。门上一把生锈的铁锁。窗上的玻璃多已破碎，两根木条交叉着钉住窗户。每次经过这里，我都往里看看，据说，这都是“文革”中的禁书。
记得是1977年5月的一天。听说这些书要运到造纸厂化纸浆。我和来自诸城的赵玉明同学商量，是不是去拿点书出来。我们反复研究这个问题。去还是不去，去了，就是偷书；不去，等这些书真进了造纸厂，一切都没有了。最后，我们用孔乙己的话给自己壮胆：窃书不算偷！
初夏的夜晚，月华如水，我和赵玉明来到堆书的那间房子。赵是我的书友，爱书如命。他是我们班的大个子，身高力大，办事稳重从容。我们扳下窗户上的木条，进入屋内。在书堆里草率选了一下，每人抱一些书出来。在偷的书中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美的现实关系》，伏尼契的《牛虻》，《苏联短篇小说集》等。这些在“文革”中都是禁书。
后来，我们偷书的事在同学中传开，大家也来分享“赃物”。传阅最多的是《牛虻》。记得寿光的张克强，寒亭的王凤琪，昌邑的王增军大约都读过。
多少年过去了。每次与赵玉明相逢，总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说起那次偷书的经历，也是津津乐道，成为一种笑谈。
买书
那时钱少，可买的书也不多。但似乎是一种习惯，潍坊东风桥头（今改为亚星桥）新华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所买的书现多堆放在我家地下室的书架上。但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仍然放在我书房醒目的位置。
在昌师求学的两年间，我买了近百本各类图书。当时求学条件十分艰苦，每次回家，父亲从他包钱的布里拿出10元钱交给我，已经干民办教师的二哥有时也塞给我5元钱。他们都嘱咐我不要乱花钱，要学会节约。我真的不随便花钱。但见了书，总要按捺不住要买的欲望。当时潍坊书店不多，一般要到东风桥头的新华书店，我是那里的常客。书店的售货员都和我熟悉起来。买的书现多已过时，但鲁迅的作品，还有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的王梓坤写的《科学发现纵横谈》，一直摆在我书房的重要位置。
从昌师起，我养成了买书的习惯，后来到曲师、华师大读书，我都是班里买书最多的学生。参加工作后，特别是在潍坊教育学院任副院长，到山东省益都卫生学校任校长、书记，有了很多出差的机会。每到一地，一定要去当地的新华书店，每次出差回来带回最多的是图书。有些书从买来就堆在那里，一直没空去读。但喜欢买书的习惯却难改了。
现在，我已是青州十大藏书家之一。
坐拥上万册藏书，心里感到踏实。书房里的那一面“书墙”早在多年前就搁不下新书了。我就在地下室里摆上书架，把一些一时不读的书放在那里。办公室里也摆满了一面墙的书橱，里面早已装满了形形色色的图书。无论在书房，还是在办公室，我背书而坐，身后就是坚强的后盾，我充满了自信和力量，因为书，是我的最爱，是书，给了我创造的智慧，创新的灵感，并让我进行睿智的思考。
写书
我编写过十几本书，发表过几十篇论文。在古典词曲研究、教育管理理论方面有过一些探索。明清临朐冯氏文学世家是我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写作与学术研究是我热爱的事业。我最早开始写书是在昌潍师专，但没有出版。
《唐朝五代两宋文人志》，是我在昌师编的第一本书。自拟序言，写道：
“丙辰殘腊，丁巳初春，余读刘大杰先生之《中国文学发展史》，观至唐朝五代两宋，见文人辈出，诗词并茂，不胜感慨，挥笔疾书，撰成此册……”
现在，这本未曾出版的《唐朝五代两宋文人志》的书稿被我精心地珍藏着，这是我的处女作，是我学术人生的处女作。
在昌师，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写过《成语典故汇编》和《鲁迅言论辑录》两部书稿。但都没有想到出版。我想，写书只为自己读，也是一件无比快乐的事。
利用假期，我还写过一本薄薄的小书《地瓜秧头越冬育苗》，这是我在寿光县北洛公社任通讯报导员时采访的一项农科技术。是用地瓜秧头代替地瓜育苗，有很好的经济效益。我写成了科普读物，署名是寿光县北洛公社通讯报道组、昌潍师专学农小分队，大约三万字左右的样子，我把它投到了省会济南杆石桥附近的《山东农业》杂志。因篇幅长，又兼涉及到技术鉴定问题，未被利用。
在昌师，我还参加过一项编书工程，是为《汉语大辞典》选词。当时编写《汉语大辞典》全国分成了好多组。昌师这个组由张翰勋老师负责。我作为学生，有幸被选中，从《红旗飘飘》这本书中选词。我记得张翰勋先生戴着眼镜，耳朵里塞着助听器，一副标准的文人气质，自然流露着一种儒雅的风度。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严谨、踏实的治学作风。后来，他调往省城济南工作。
巧合的是，我1978年考入曲阜师院后，认识了张元勋教授。他是给我讲《楚辞》的老师，外向而健谈，言行间颇显大将风度。当年，张元勋是北大著名的校园诗人、北大《红楼》刊物主编。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以 “反革命”罪判刑八年。1979年到曲阜师院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师。他给我们上课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儒雅而奔放，风采依旧不减当年。
有一次在向他求证一个学术问题时，无意间谈到了我在昌师为《汉语大词典》选词的工作，谈到了教我们选词的张翰勋。我从张元勋教授的口里得知，他与张翰勋是兄弟关系，翰勋是哥，他是弟！他轻松地笑着说：世界太小了，我哥哥的学生今天也成了我的学生了！
直到今天，我和张元勋老师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每有新的著作问世，总是想到赠我一本。如《北大1957》、《九歌十辨》都是他赠我的著作。在《九歌十辨》的扉页上，他题赠的是八个大字：贫贱之交，终生记之。2007年春节，我打电话给他拜年，谈到他的哥哥张翰勋时，他说，张翰勋现在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已经77岁了，退休赋闲在家。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记不得读过多少卷书，走过多少里路了。只记得日月如梭，时光催人老。三十年前的那个少年书生，现在已到知天命的年龄。三十年的长路，我一步一个脚印走来：曾荣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全国高等师范学校教师三等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职业教育百杰校长。1998年晋升为教授，学术研究也不断有新的进展。出版了十几本书，在明清临朐冯氏文学世家的研究中取得一些成果。回首逝去的岁月，我感到充实，更感到是昌师这座桥梁使我走向教书育人、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我要感谢母校，感谢那一段如歌的岁月，没有母校，就没有我今天的收获。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母校及老师们的恩典。三十年的时光，真的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一个怀有深深眷恋的学子来说，母校的那段往事并不如烟。